道光年间，政局异象，时不则变，变则不通，通则不达，可谓乱世矣。然乱世不乏英豪之烈，特撰文以示知者，循先者之风，行万里长路。

国藩者，名子城，字伯函，湘县人氏，清之重臣。世代文者出身，其父麟书，授之以礼，博之以文，固有才子之称。行至八载，亦能诵五经，览周礼，铭史记，虽为一介布衣，然其志远矣，虽无鸿鹄之志哉，亦可后生无畏。道光十二年，举秀才，觅知音，行终生之大事，后累迁侍读，平步青云，遥遥直上，十载七迁，官居二品，可谓仕途光明，无可后忧。常人观之，亦不甚喜，然其心系国之命脉，未曾废离。

咸丰三载，其母丧之，遂至故榻，然清之局势动荡，天朝甚是告危，遂颁发团练告之于众，欲倾国之力，兴讨天国。伯涵闻之，动辄而行，因势就利，聚湘之大众，遂成一军，号之“湘军”，兴夜操之，不敢怠慢，试以一军之力，破天京。四载，湘军倾巢之力，撰《讨粤匪檄》一文，告之于天下，举中华数于之诗书典则，陈天国之利弊，兴孔孟之道，以此为戒，喻之世人。不可安生，凡读书识字者，不思一为之所也，何以为人哉？然其多以暴行主事，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之处，故又名曰：剃头也。

至咸丰十四年，湘军力克天京。天国高危，顺势瓦解，子城深受帝之器重，居一品之高位，然亦不颜矣。其率部击捻军，然百密一疏，错失良机，捻军四窜，帝之大怒，迁之。

同治十年，伯涵卒于南京，天朝赠之太傅，谥文正，以表其忠。光绪五年，撰之《曾文正公家书》以表正气。后人视之，亦有感于兴怀，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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