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记》给我三重震撼：男人是没进化完的兽，但凡生命都值得敬畏，母性的伟大。今天是重阳佳节，我姑且称之为中国的感恩节吧，祝愿天下的父母平安、健康、幸福。

——题记

母亲的手粗糙、厚大，纹络横七纵八地翘裂。妹妹说，看完大娘的手，就不想吃饭了，可大家还是把饭吃得呼呼作响。是的，母亲烧得一手好菜，几个长方的饭盒是这种味觉记忆的主要载体。那个时候，家离学校远点的，到了冬天都带饭盒。我的饭盒里装着红色的花生米、绿色的蒜苔、黄色的鸡蛋、棕色的刀鱼……颜色鲜亮，菜式不少于两样。我把饭盒放在身后的炉子上，上课时，身杆拔得笔直。轮到我生炉子的日子，母亲就要起得更早，做饭、准备柴火，和一遍遍地催我起床。我撅着嘴，慢吞吞地穿着衣服，直到冷空气与身上的热气短兵相接，我才激灵灵地清醒。“生炉子”是个让我愉快的话题，确切的说不是喜欢生炉子，而是有关它的记忆。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却不会生炉子。半天点不出个火星子，却造了一屋子一屋子的烟。这个本事要是在抗战年间或许会派上用场，可生不逢时呀。母亲是那种苦难岁月里淌过来的人，不爱抱怨，大包大揽了我手足无措的各种事项。火很快生起来了，金红色的火苗点燃了屋子的生气。我自得其乐地在桌椅间跑来跳去，一会儿抱着炉桶子烤火，一会儿吃点鸡蛋花生米的零嘴。寒夜渐渐消退，晨光和炉火汇成暖暖的金色。我一边吃着母亲带来的早饭，一边和陆续到来的同学打招呼。色彩斑斓的味觉记忆一直伴我到高中毕业。

大学离家不远，肝肠脾胃肚就训诫我要常回家看看。不足五平的厨房，墙壁黑黢，堆满杂物，不透光，不透气，母亲在那儿为我煎炒烹炸。每次，我带回大包小裹，又带走大瓶小罐。带回来的是脏了的衣物、被子，带走的是母亲给我和姐妹的小吃。母亲总是坚持送我到车站，然后在我不耐烦的催促声中离开。上车时，侧望不远处，就会看到母亲双手搭在多肉的腹前，整个身子向前微倾成一张“弓”，略显颓唐地站在那里。她发现我在看她，就笑笑，粗壮的手臂沉沉地摇动。这一幕频繁地上映在我大学四年的时光里。

我又一次大包小裹地回来了，里面是儿子。“月儿明，风儿轻……”母亲的歌唱得极好，儿子一次次地受用了。母亲用手掐住儿子的腋下，小家伙就一遍遍地弹跳，兴奋不已，屋里院外都是咯咯的笑声。看着母亲鼻夹渗出的汗，我心疼地把宝宝接了过来，可最终也没掌握母亲逗弄小孙的要领。一次，我和父亲在一件小事上意见有了分歧。教育和成长教会了我不要与长辈论什么是非曲直，却未宽厚到从容平和地笑纳咄咄逼人的语势。拉上孩子，我匆匆地走了。母亲追了上来。当时天色已晚，我催她回去，她固执地要看我上车再走。母亲终究上了些年纪，腿脚反应都有些迟缓了。她焦灼地翘首以望，不知不觉间就挪蹿到马路的中央。那是一条外环路，来往的货车风驰电掣。我气急败坏地叫嚷起来：“你干什么？刮了怎么办？我打车走，你赶紧回去！”我开始不停地用力地挥动手臂，不再看母亲。终于一辆红色的出租停了下来，是拼车，可我毫不犹豫地一屁股陷了进去，门重重地带上。侧望，没见母亲，我对自己刚才的言重有些懊恼。“师傅，我们去……”车门突然开了，“是辆外地车，号我记住了，到家来个电话。”是母亲。我把手和脚用力地向下压，让气血平复噙在眼中的泪。

年近不惑，大大小小的病也打了些交道。家庭、工作、疾病常把自己熏得焦头烂额，才懂得“生炉子”是门生活必修课。回想起母亲好像也有过腰疾腿痛的，就吃了几片药，怎么就没听她吭一声呢？

儿子常黏着我，说：“这是我的妈妈，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其实，我菜烧得没有母亲的香，屋子收拾得没有母亲齐整，遇事没有母亲沉稳，做人没有母亲宽厚……可是我却一次都没有对她说过，“这是我的妈妈，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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