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在给她的二女儿打电话了。全家都来了香港，只把二姐一个人留在内地的家里。母亲整日里叹气：“要是你二姐能来，我这一辈子也心甘了。”但一家人始终不能团圆；母亲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打电话，在一条不知多长的线的两端，母女俩倾诉着。该把“两地书母子情”改为“两地电话母子情”才是，因为时代在改变。

电话这玩意儿没流行之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无非两种：一是走街串户，拉一条板凳，击掌而谈，甚至于秉烛；二是两地间鸿雁往返，或吐真情或诉离愁，一般都言犹未尽，但恐盼信人心焦而不得不“此致敬礼”了。这两种方式自有它们诱人的地方，甚至于电话兴起之后，不少人谴责它把人们的感情冲淡了，因而念念不忘以往的生活。

不可否认，有了电话确实减少了人们的平常往来。有什么事要说，自然是打个电话了事（除非事情不可告人又怀疑会被窃听）；有什么事要吩咐，也是电话传音，惟恐亲自登门会吓坏了下属；有什么事要汇报，还是打电话稳当些，因为到上司家去，不带点“手信”似乎不恭，带了又会有“贿赂”之嫌，不如两不相见的好。电话还为脸皮薄之人提供尝试讲谎话的机会：这边听得似信非信，那边正涨红了脖子，每讲一句就捂住话筒作一次深呼吸或捂紧嘴自我嘲笑一番。这样的表情在面对面时是绝对过不了关的。几次过后，心跳慢了，脸也不红了，终于敢光明正大地扯谎于人前。这些无疑是电话方便人群的“衍生物”，成了少数人表演的工具。

而一种能造福全人类的发明必是为大多数人设计的。电话之所以能成为现今广大民众的通讯工具，离不开它适应现代社会的优越之处。随着电话的普及，人们发觉它的“人情味”并不比串门儿或写信淡，相反地，电话的快捷方便却是其二者所不能及的。老朋友没空见面，举手按几个号码，马上就可以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有苦水就倒，有疑难就问，有消息就吐，有脾气就发，立刻就可以得到回应：或安慰，或解答，或分享，或一个“话筒”里出气，把哪一个小人骂得狗血喷头。即便只是芝麻绿豆大的一件事，至少也能得到“嗯”的一声回应。远在千里之外，想念家人想念得不得了，打个电话回去吧。虽然还只是问“你们今晚吃什么菜”，但感觉颇不同，乐在其中，不亚于千金一封的“家书”。虽然迫于长途电话费的昂贵而不得不长话短说，像发电报一样简约，而且快得令听者喘不过气来，但因感受到亲友的呼吸，听到熟悉的声音而备觉温馨。公事上的往来，最便捷的莫如致电――预约会面，通知更改事项，诸如此类的琐事。而那些将手提电话贴着耳朵、神色匆匆的行人，那些守着电话的股票经纪，总让人有一种没电话就活不了的感觉。有什么急事，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打电话，因为电话能最快地传达他们的信息。

时代在发展，电话也在发展。现代社会的时间宝贵得寸阴寸金，虽然先进的传真技术可与电话媲美，但电话自身的发展已足以适应人们的需求。从“拨”到“按”，从“黑壳”到“流线”，从留言到可视，电话永不落伍。

四通八达的电话线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打电话成为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来港一年了，与内地的好友之间书信不断，谈人生、诉愁苦，无一封不是真情流露的。春节思念之绪难抑，冲动地打了个电话回去，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竟手震眼颤，呼吸艰难，半天才从喉咙底挤出一句：“是我……”接着哽咽至无法继续。后来她写信来，说那次通话还差几十秒才到一分钟，真浪费。我笑曰，难得打一次电话，却被其魅力杀得如此狼狈，太没面子了。其实早该光顾电话，互相给个面子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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