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一年的祭祀里，我了解到，太祖和爷爷是村庄的家户头目，是方圆几十里的处事老，曾多次用自己的钱救贫和事传为佳话！三爷爷和四爷爷都是红军，屡立战功。三爷爷曾任赣南游击队一支队队长，1946年被国民党杀害。四爷爷，当过红军江西山林医院院长，跟何长工当过警卫，北上抗日期间，在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错过长征，留守在家园与敌人周旋直到解放。大伯，一生坎坷，饱读诗书，个性硬朗为人耿直，当过百胜乡校长，工会主席，大鸣大放的1958年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右派，在沙洋劳改五年，1980年大冶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每位先祖都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让人感动得流泪。我听一回故事心里不停地流泪，新春的每一株嫩芽也为此挂满泪滴……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国人的不满与愤怒，许多人都决心为国家做出一番伟大事业，赶走敌人。钱伟长也一样，他立即弃文从理，努力学习物理和化学，几年时间使他成绩优异，又去加拿大学习，和美国的导弹之父冯-卡门学习和交流。最后，又回到了中国。他与钱学森、钱三强和一些科学家一起，研制了“两弹一星”，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可是受文化大革命的侵害，他被划成右派，儿女因此没有上学，这也许给他的打击比划为右派的打击更大。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坚持的自己的意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爱国的，对国家好才行，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他用98年的时间研究了一门他认为最重要的科学“爱国”。

日本虽然输掉了钓鱼岛，但对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根本性的打击。反而，日本政府可以把钓鱼岛海战失利的理由，归纳为军事实力的欠缺。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继续“卧薪尝胆”，谋求东山再起。多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想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苦于被美国人严格管制而找不到废除所谓的“和平宪法”的理由，如果能够有败战一场的经历，那么其发展军事力量就有了最合适的理由了。而日本国内政治的形式，是选举政治，输了钓鱼岛的日本政治家们，仍然可以在国内选举中胜出。比如着名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名气越臭，选票越多。假若日本右派掌控了日本政权，发展了本国的军事力量，到那时，给中国带来的，就不仅仅是钓鱼岛那么小的问题了。

毛泽东其人真可谓是个传奇人物。他不仅是个农民，是个诗人，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身上就有能自主评价，学会完善的品质。当年，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没有气馁，而是积极反省自己的做法，尽力补救完善，终于提出了与苏联截然相反的正确选择——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此后长征、击敌，建立新中国一气呵成，恐怕也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确的自主评价吧。然而在他的身上也同样发现因自主评价偏离正确认识而导致的错误。虽然毛主席一世英明却在他晚年时又因一味相信江青等反动派分子的谗言，逐渐丧失自主评价的能力。十年文革中红卫兵随意造反、打倒批斗右派……这些不得不说是毛泽东成功政治生涯中最具浓墨重彩的遗憾了。

感谢生活，感谢她教会了我学会宽容。为了有坦荡心胸，为了融于社会，接受现实，我在世俗的纷争中甘当俘虏。往往争执从一场牌的输赢，从一支损坏的笔，从一元丢失的钱开始的。都站在理由的那方，不依不饶非要到见输赢为止。与乡亲、邻里为了鸡毛蒜皮小事争得面红耳赤我真的觉得不值。我承认许多事情，我真的不男子汉！父亲是我的榜样，他在文革时被自己的学生打成右派，被自己的学生拉上台上去批斗，带高帽，最后以守旧的罪名劳改5年，官复原职后，他的学生找他解决终身工作的大事，他没有计较前嫌，一个个争取了编制，争得了工作岗位。母亲经常讲，父亲是一个保不住自己的人，而父亲，面对母亲总是报以淡淡一笑，你知道这一笑叫什么，叫沧桑一笑泯恩仇！恩怨都放下，心胸自然就宽了。

父亲从十三岁时跟别人学医，就飘泊在外。年轻时经受了不少的磨难。但他没有放弃，跟着一个“右派”医生学。那个医生是医学院的教授，看到父亲十分的好学，便倾心地浇灌。白天，父亲便和教授一道劳动，因为队长还交给父亲一个任务，好好地监督教授。父亲很佩服教授，做什么事都自己干，久而久之，教授就带父亲上山挖药，认药。可以说，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好象成了教授的研究生。教给父亲不少的医学知识。有的时候，父亲偷懒，教授便打屁股，罚站的方式。父亲毫无怨言。五年时间，父亲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比起在医学院读五年的学生，不知要好多少倍。五年后教授回医学院。父亲开始自己的行医生活。但父亲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老师，每年我们都要去看望老教授。

外公喜欢在花下拉二胡，那声音很是低沉，听起来很是悲壮，孤独彷徨，苦闷都融合在这二胡中。我不解，于是问外婆，“你外公心里有苦啊！”我仍不明白，可外婆好像不愿提起，于是我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那个年代的外公是一位颇有文采的人，是一所学校的校长，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将他错打成”右派“，大会小会的批斗他，直至1981年，外公才平反。可是岁月不绕人，不能为国家效力，他只有把他的忧愁寄予二胡里。我每次只能伴着他，听着一段段哀伤的二胡声，替外公分担一些忧愁，有时我都学着外公的样子拉二胡，可怎么拉也拉不好，也许我是无法真正的领悟到外公的二胡音中，那是一颗跳动的心在倾诉着人生的风雨沧桑。

日本虽然输掉了钓鱼岛，但对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却没有根本性的打击。反而，日本政府可以把钓鱼岛海战失利的理由，归纳为军事实力的欠缺。这样，日本政府就可以继续“卧薪尝胆”，谋求东山再起。多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想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苦于被美国人严格管制而找不到废除所谓的“和平宪法”的理由，如果能够有败战一场的经历，那么其发展军事力量就有了最合适的理由了。而日本国内政治的形式，是选举政治，输了钓鱼岛的日本政治家们，仍然可以在国内选举中胜出。比如着名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名气越臭，选票越多。假若日本右派掌控了日本政权，发展了本国的军事力量，到那时，给中国带来的，就不仅仅是钓鱼岛那么小的问题了。

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您是一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然而您却有着坎坷人生。解放前，您饱受战争之苦，解放后，您先在北门镇江阁附近与几位医生合开诊所，后加入宜昌地区医院，两年后，您服从组织安排支援宜都县医院，然后支援枝江江口医院。1958年，您被打成右派，忍辱负重20多年。真不知道您是靠着怎样坚强的信念走过如此艰难的岁月。

汪朗(汪曾祺之子)在序中写到，汪老先生在文革时被打为右派，被发配到农科所改造。可是汪老先生的文字却并没有像别人的那样凄苦，依然把他劳动的地方描写的那样美。是的，从《人间草木》中就可以看出，汪老先生对劳动的热爱，对自然的尊重。文中的短句，读完让人心里有种淡淡的暖意。是啊，没有他人文章中用冗长的句子堆砌赞美，《人间草木》中对于美就需要一个字就够了。

窄窄的小巷，湿暗的街道，伴着旧日的民国砖墙，默默雕琢铭刻着他背埋葬的一生。你不曾了解他，因为他的作品几乎烧之殆尽；他不曾闻名，因为他只是在那革命里一位“右派分子”。而他的倔强，却传承了中国画的魂魄，用身躯抵抗历史，令它不在革命浪潮中“西化”。他孤独地勾勒了四十年江河山川，直到泛出银丝，懒上层楼，怕上层楼，然后拔去维系生命的导管，留下“五百年后人论定”的沉思。“吴湖帆，你执意在陋室里作画，而拒绝了张大千的邀请，若这遗憾能够重来……”

50年代的人们能从牛根生的童年身上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子。那个时候物缺乏，赶上了五七反右运动，有的或父或母，被天真地引蛇出洞，成为右派子女；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又让他们的父母被无情地打翻在地，他们又沦为狗崽子等等……现在这些生于50年代的人已经步入中老年阶层了。他们最伟大的业绩是创作了80年代出生的人……但也唯独到了他们这一代，才规定一对夫妻只能要一个孩子。

随后是1965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杀人的数字最保守的估计500000，最高估计2000000，鲜血把索洛河的河水都染红了。随后又是1998年那场对华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千六百多人被杀害，一百三十多名妇女被轮奸。后者是不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有很多妇女不愿公开自己的受辱。如果说1965年的屠杀可以归诸右派队所为，那么1998年的大屠杀则完全是平民所为。各种职业的人都参与了，低文化社会阶层居多。他们不仅仅是“到牙床上打个滚”，那是残暴毒辣的大屠杀。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的他也没有因此消沉过，在批斗时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第一次看到父亲流眼泪的时候是在奶奶的追悼会上，父亲读了他写给奶奶的祭文，文章很长，父亲是一边流着泪一边读完的。直到现在父亲每次上坟时跪在奶奶墓前总是在流着泪责怪自己不孝，在奶奶去世时都不在身边，当日子稍稍好过一点的时候，奶奶却离我们而去，父亲也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说过：他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在奶奶坟上，他身前不孝，死后让他天天守在奶奶身边尽孝，每当此时我心里便会更加地想念奶奶了。

11岁时，我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会忆起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1953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起始之年，也是中国知青文学的起点。这一年，团中央下发文件，组织高小、初中毕业生回乡。这次号召知识青年回乡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本质上是人力资源调配的行为。除了强制性地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外，其他人的回乡行为基本上是自愿的、零散的。不久后，文坛便出现了一批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文学作品，如马烽的《韩梅梅》、邓普的《军队的女儿》、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冯金堂的《红姑娘》、柯蓝的《洋土结合》等。

爷爷是一位年过七旬的退休教师，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他性情执拗，认死理儿，被划分为右派。竟被安上了“地主成分”（我家当时很穷），几乎每天都受批斗。那时爷爷也是个年轻气盛的汉子，宁死不屈，所以没少受那些疯狗的撕咬。不过，终于还是挺过来了。这些只是我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于是，我不禁愈来愈佩服爷爷了，他在我眼中，就是伟大，就是永不陨落的太阳，就是我激情燃烧的源泉。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就是一部理性异化史。左派批评家与右派批评家的争论长达一个世纪，贯穿了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其间各种文艺流派竞相出现：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其衍生的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四五十年代索绪尔的语言学转向；60年代终结于法国五月风暴的西马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并且也产生了诸如卢卡奇、巴特、德里达、福柯之类的大师。而他们所争辩与讨论的焦点，就在“理性”二字。

但是，爷爷不会替他人着想，而且，话语总是那么锋芒毕露，听爷爷讲话的人，都会有仿佛置身于冰窖之中的感觉，全身的热情都被抽离了出来，他身边的人，也就只有敬而远之了。爷爷在单位也如在家里，在单位的人缘可想而知了，为此，爷爷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遭到了别人的暗算，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爷爷打成“右派”。爷爷曾被送进了那阴暗、潮湿的监狱之中，痛苦和自责像毒蛇一般缠绕着他的心灵，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自己不但遭罪，还耽误了儿女的一生，因为爷爷，爸爸与梦寐已久的大学失之交臂，姑妈与幸福的婚姻擦肩而过……

内政特别是“内乱”是制约共和国前进的源动力。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初期在党的会议上通过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及《宪法》。刘少奇是忠实的执行者。然而毛泽东用信念取代了党规国法。用党内斗争的方式强硬推行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大跃进”，“用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为了统一思想，先是反右派，用下指标的办法抓了一大批右派；然后又反右倾，倒了彭德怀。其后又为了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全国90﹪的各级干部被打倒，政治、经济、社会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倒退十年。据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记载：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到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那年，日本的GDP是中国的1.4倍。1955年——1980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到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57年的58.4﹪降到57.5﹪；农村的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增无减。同期台湾与大陆人均GDP值差距扩大了三四倍。

今天是2013年的12月6日，在77年零3天之前，我们的前辈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没错，就是一二九运动，咱们学过历史都知道，1935年时中国早已被日本侵略，但是就是因为那些国民党右派走狗的，“不要抵抗下”中国，被分裂，中国东北的350万平方千米锦绣河山却被日本人民踩在其铁骑之下，国民党不让人民抵抗可是人民真的就不会抵抗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尊严绝不允许侵犯，不允许侮辱，更不允许践踏所以“还我河山，还我中华！”这样的呼声，从一个个青年的口中喊出，这呼声传遍了大街小巷，告诉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站起来吧，为我们的尊严，反抗吧！！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土地！中国是不可征服，中国人是不可征服的。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在真枪实弹的官兵面前没有退缩，没有惧怕，他们屹立在寒风之中，他们的鲜血早已染满了街头。可是这样也根本动摇不了他们就国民于水火的决心！改变不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中国人绝不会低头，也绝对不可能低头！

半个世纪前，笔者寄食于四川省文联，先是做编辑，后是做杂役。年年冬季，十几个办公室皆设火盆取暖，算来一冬要用冈炭一千多斤。千斤炭，万斤柴。要烧出千多斤冈炭来，就得砍伐万多斤青冈树。小小一成都，那时候省文联那样的衙门为数已多，至少两百，一冬要用多少冈炭，一年要砍伐多少青冈树，想来都骇人。暖者自暖，谁管他林木删剃，导致山穷水尽，土瘠坡崩。忆予幼时，成都平原村村都有青冈树林，更不用说平原周围的山林之美了。今将砍伐殆尽，才来回头赞叹，正如孟子惋惜“牛山之木，固尝美矣”，做个事后的诸葛亮，聊以安慰良心。为啥扯到良心来说？因为那时候我做编辑时，不但办公室内烤火，兼设火盆于寝室内，每冬要私买两百斤冈炭，天黑烤到半夜，我烧掉了更多的青冈树。幸好当右派二十年，其间从未再烤过冈炭火。讵料，二十年后恶性复发，回到省文联，私家又烤火，仍是一冬买两百斤冈炭，昼夜旺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城乡冈炭俱断货了，出高价也买不到了，才让火盆闲置阳台，另谋取暖之方。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五十年代初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由此揭开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谦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耻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进行自我批判。很显然，这“清高”在社会舆论中已是贬词，与衰词早已绝缘。然而贬是贬，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捡讨检讨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H放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作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竞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集有这一方净土。

感谢生活，感谢她教会了我学会宽容。为了有坦荡心胸，为了融于社会，接受现实，我在世俗的纷争中甘当俘虏。往往争执从一场牌的输赢，从一支损坏的笔，从一元丢失的钱开始的。都站在理由的那方，不依不饶非要到见输赢为止。与乡亲、邻里为了鸡毛蒜皮小事争得面红耳赤我真的觉得不值。我承认许多事情，我真的不男子汉！父亲是我的榜样，他在文革时被自己的学生打成右派，被自己的学生拉上台上去批斗，带高帽，最后以守旧的罪名劳改5年，官复原职后，他的学生找他解决终身工作的大事，他没有计较前嫌，一个个争取了编制，争得了工作岗位。母亲经常讲，父亲是一个保不住自己的人，而父亲，面对母亲总是报以淡淡一笑，你知道这一笑叫什么，叫沧桑一笑泯恩仇！恩怨都放下，心胸自然就宽了。

看完这本书，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一点是：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怎么这么难相互融合呢，一边说团结就是力量，一边却与别人划清界限，人人之间相互提防，相互不信任，怎样才能拧成一股绳，怎样才能共同富裕，怎样才能奔向共产主义；另一点，互组组人民公社成立后，残酷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打击右派、高产浮夸风、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一场一场的运动，使父子、夫妻、兄弟、师生、同事成仇，反目，使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直接导致现在社会的道德没底线。对内实施专政，长期、无休止地开展党内政治斗争和全国性阶级斗争。导致全国人民在和平年代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死的总人数还多，同时导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乃至陷入瘫痪状态。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突然在一个早晨，被划成了"右派"。大字报、漫画、还有划"×"的爸爸的名字在学院内外，满世界地贴着。爸爸的样子让人画得很丑，四肢很发达，头很小，有的，还长着一条很长很粗的毛茸茸的尾巴……乍一看到这些，我差点晕了过去。学院离我家很近，"王"们常来看大字报、漫画。看完，走去我家门口时，总要合起伙来，扯起喉咙喊我父亲的名字。他们是喊给我听，喊完就跑。大概他们以为这是最痛快的事情，可我却难过死了。一听见"王"们的喊声，我就吓得发晕，本来是要开门出来的，一下子就吓得藏在门后，半天不敢动弹，生怕"王"们看见我。等他们扬长而去之后，我就每每哭着不敢上学，母亲劝我哄我，但到了学校门口，我还是不敢进去，总要躲在校门外什么犄角旮旯或树荫下，直到听见上课的预备铃声，才赶快跑进教室。一上课，有老师在，"王"们就不敢喊我爸爸的名字了，我总是这样想。

父亲从十三岁时跟别人学医，就飘泊在外。年轻时经受了不少的磨难。但他没有放弃，跟着一个“右派”医生学。那个医生是医学院的教授，看到父亲十分的好学，便倾心地浇灌。白天，父亲便和教授一道劳动，因为队长还交给父亲一个任务，好好地监督教授。父亲很佩服教授，做什么事都自己干，久而久之，教授就带父亲上山挖药，认药。可以说，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好象成了教授的研究生。教给父亲不少的医学知识。有的时候，父亲偷懒，教授便打屁股，罚站的方式。父亲毫无怨言。五年时间，父亲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比起在医学院读五年的学生，不知要好多少倍。五年后教授回医学院。父亲开始自己的行医生活。但父亲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老师，每年我们都要去看望老教授。

这本书不仅仅浓缩着傅雷及其妻子对子女的爱，更体现了对子女的教诲，让我们都受益其中。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的一封家信，父亲告诉儿子如何更好地学好外语并告诉他凡事以实际行动证明，做事有始有终。一位慈祥和蔼的母亲，关心着他的生活和健康，一位胸怀宽广的父亲，教给他许多处事方法和经验。1959年傅雷从第一任妻子弥拉口中得知：“父母辈划为‘右派’。如果执意回去会影响你的音乐生涯。”傅聪因此放弃了回家。1964年4月12日傅雷夫妻为孙儿起名，1965年弥拉有了孩子，并时常寄回一些照片。傅雷一家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儿子一家团聚，见一见未曾谋面的孙儿和儿媳。1966年“文革”打破了这个梦想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离世，而傅聪却在老人离世后的第二月才知道，文革结束后洗脱了傅雷的罪名，傅聪才为父母举办追思会。

入学了，老师常常对我很严厉，曾经不能理解老师的苦心，甚至在心中暗恨过老师的作法，但稍长大后，就知道老师一心要自己多学文化知识，对老师也就倍加尊敬了。中国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我赞成这个观念。在改革开放前，有位老师因为是反革命加右派，在农村成为了四类份子，很多人岐视他迫害他，我却在任何地方遇上他，都仍以非常尊敬的口吻和他们打招呼，能帮上的地方，尽量帮上一把。

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您是一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然而您却有着坎坷人生。解放前，您饱受战争之苦，解放后，您先在北门镇江阁附近与几位医生合开诊所，后加入宜昌地区医院，两年后，您服从组织安排支援宜都县医院，然后支援枝江江口医院。1958年，您被打成右派，忍辱负重20多年。真不知道您是靠着怎样坚强的信念走过如此艰难的岁月。

华彦钧，他敢于切中时弊，抨击社会黑暗，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吸引听众。民国16年，无锡发生四一四反革命之事，他便当即唱了《秦起血溅大雄宝殿》，揭露国民党右派血洗总工会，杀害秦起委员长的行为。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又编唱《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敌寇》的新闻，并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用富有激情的语言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他的许多新曲唱出了群众的心声，深得市民的喜爱。

他的父亲之所以喜欢这首曲子，是因为他父亲与《二泉映月》的作曲者阿炳有着一样悲凉的人生。被当成右派那会，他总在夜深人静时躲在外面静静的拉二胡。这二胡是一架老二胡，老的不能再老了，本是深红色的一身却因为岁月的不留情变得破旧不堪。握把那斑斑点点摩擦的痕迹，就是证明。可当他学会这首曲子时，他的父亲却再也听不到他所拉的《二泉映月》。但他的女儿却不了解他，无法了解他的爷爷的人生。当他在《二泉映月》中终于找到那种悲伤的感觉时，体会到他父亲当初的那种心情，却发现没有人能明白他的心情。

用心去完成自己该完成的事，即可不为风雨所摧而心无旁物。昔周文王被拘暗室，却静心与日月星辰斗转星移，因演周易；孙子被斩双足，却静心于沙场上三十六计，因着兵法；先秦诸子于诸国间颠簸辗转，却静心于人际关系，社会治安，因大书百家争鸣；司马迁忍辱受官刑，却静心于每一笔险些流失的史料，每一段不为人知的秩事，因成《史记》；季羡林被指为右派，却在方圆只寸的门卫室里静心于与佛祖同龄的费解文字，因译数十万卷佛教经典，多少文人墨客折腰不斩专，静心于淡淡墨香，让千载文明古国铭记。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他能成为一位作家，缘于一次偶然。那次有个“右派”大学生说他认识个作家，写了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听说作家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儿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一个劲地往外冒。

“春风吹又生”的意思是：小草只用轻轻的声音把温和的春风召唤来，一吹，小草自己奇迹般的复活过来又蓬勃地生长了。这说明小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我希望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希望。我的外公在文革时期被划为右派，危及生命，但是凭借自己的坚韧的意志，走出困境，现在仍然健康和快乐的生活着。

也听说过一段佳话：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动荡。一对高干夫妇被打作“右派”。被发送到远方。临行前，这对夫妇就把家里流传下来的珍贵字画交给了保姆。他们这一别就是30年。保姆的生活历经艰辛，但她从未动过那幅字画。一直珍藏着，直到亲手交给那对夫妇。

中国人似乎有点怪，干啥事都这样，不是过“左”就是过“右”，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错大多都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比如什么“左倾思想”、“右派分子”之类的专有名词，是那些时期有的产物，但我对这些却不大清楚。就说这个“八股文”吧，都说是“重文轻理”的表现，是封建残佘，该遗弃、该批判、这不，现在人们就把它倒过来用了，“重理轻文”！

那个中年人站在旁边给他只讲了一遍，他就记住了哪儿是心、肝、肺，哪儿是神经血管。他的聪明灵气引起中年人的好奇，他教他识字读书，给他讲很多关于生物学的故事。两年后这个右派平反要回城时，八岁的狗娃已经能朗朗讲出孟德尔遗传定律和摩根的果蝇染色体研究要点。中年人对这个孩子十分期许和钟爱，便给他改了名字叫于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