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三

北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她不仅是我国的首都，也是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古城。她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紫禁城，天安门，国家博物馆，颐和园处处都是经典。

2015年1月我终于有机会和妈妈一起来到北京，我们第一站就是去长城，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我们终于看到了闻名遐迩的万里长城。抬眼望去只见它依山而建，顺势起伏，高低错落，我被那雄浑的气魄所震慑，来不及等妈妈，我一马当先迈开大步向长城跑去。

有人把登长城说成爬长城，其实一点儿也不假，北京的长城是建在山势陡峭的八达岭上，随着山势的起伏，蜿蜒而建，很多地方都很陡峭，最陡的地方达到了70度左右，作为个子不高的我更是手脚并用，一个楼梯一个楼梯的努力向上爬去。虽然是冬天，可我不一会儿就已经是一身汗水了。1月的长城北风呼啸，有时风吹得让人呼吸都困难，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用手紧紧的抓住栏杆。大约过了四五个隘口我终于来到了著名的好汉坡。

站在好汉坡前，面对着一个个烽火台，一处处隘口，欣赏着严谨的建筑结构和雄伟壮观的建造气魄，远处巍巍群山上的蜿蜒，脚下青砖方枕的稳健，使我油然而生了一种自豪，仿佛这长城早就建在了我幼小的心中，建在了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下了长城，时间已经不早了，导游向我们介绍，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很早就召集了全国各大名厨，加上燕京一带特有的烹饪特色，形成了我国五大菜系的一支京菜，而近年来，由于旅游经济的发展，更是云集了全国各地的美食。而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鼎泰丰的包子更是驰名中外，尽人皆知。早已饥肠辘辘的我听到了这些更是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气全都尝个遍。

当我口中带着烤鸭的余香，手中举着大栅栏的面人，来到略有春意的前门大街时，华灯已经把整个北京点亮，璀璨得宛如银河。

北京的景，丰腴秀美；北京的建筑庄严大气；北京的美食回味绵长。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在今天的美好时代使她绽放了独有的韵味，让人禁不住的为之着迷，沉醉。北京，真是美不胜收。

心中与眼中的北京

一直都很向往这样一幅画面，昏黄的残阳和几根枯萎的藤绕挂在垂暮的古树上，晚风把清晰的残阳吹到古老的城墙上，城墙上仿佛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这带着点薄凉的意味，让人平添几分思古的情思。因此总希望在一个宁静的黄昏，徘徊于老北京的古城中，与被雕刻在古城墙上、老胡同里的历史邂逅。

此时的我已到了北京，我坐在飞快奔驰的旅游车中，立交桥两旁的高楼大厦不断后退，风景时时在变，但本质却都是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可我的心却从未停止过呼唤我心中的老北京，那个有旧窗、有古砖、有雕纹、有老藤的大都，还有那坐着吱呀呀的板车吆喝着的板爷。

余秋雨说，只有“伟大”这个词其他的欧洲城市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罗马。同样，在我的想象中，在中国也只有唯一的城市——北京才能够享用“伟大”。有了几百年历史积淀的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中庸之城，它注定是伟大的，傲然地与时间和空间对视，每一回古老的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惭形秽。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霓虹彩灯的背后，我感到似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飘过，是对这座曾经的大都、现在的高度现代化城市的蔑视吗？它看不惯人们对古城的浓妆艳抹，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悠悠地叹口气，开始蔑视这因历史而云淡风轻的时光……

王府井的今日与昨日

来北京前，朋友告诉我王府井大街的夜晚很漂亮。

带着几分猎艳的心情来到王府井。印象中的王府井应该是一位典雅华贵的夫人，百年的沧桑改变不了她的风韵，只会化作她锦衣罗裙上丝丝美丽的花纹。可当我真正停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徘徊在繁华的闹市时，心中却有一丝说不出的滋味。可能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夜晚比王府井更热闹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火树银花，尽显一个现代都市的繁华。闪烁的彩灯让我睁不开眼，可这是风韵胜过当年的古典女子吗？我还能从哪里寻得历史的花纹？

唯一蜗居于高楼大厦间的清时建筑已成了小吃城，商贩们卖劲地吆喝着。在遥远的过去，达官贵人们可曾在这里秉烛夜游？几曲笙歌流转，几声浅笑悠悠，可曾有位守夜人在夜深人静时京腔十足地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可曾有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撩开窗帘，默默望着那弯月亮……

今夜的我也在望那弯月亮，它与霓虹彩灯相比似乎逊色多了。可这月有太深的历史积淀，在它用清冷的光铺成的纸笺上，有多少女子的清泪？又有多少人把它酿成了不朽的诗歌？每一缕清幽的月光都是历史的光辉，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它也就不再羡慕什么。只是这是用灯光制造的明亮。而对于北京，以拆除古建筑、遗弃历史的代价来拥有现在的东西，是破旧立新，是锦上添花，还是焚琴煮鹤？霓虹彩灯依旧光芒四射，而婵娟不语。城市建设的失败与成功

作家冯骥才曾为北京一条面临拆除的很有文化底蕴的老街奔走呼告，可最终这条老街还是永远地告别了历史的舞台，像它的许多伙伴一样成了一堆废弃的砖块、瓦片，最终消失在那片土地上的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中。

这是失败，还是成功？是倒退，还是进步？

我想，世界各地的人不远万里地来瞻仰北京的花容月貌，源源不断地来领略北京的绰约风姿，难道就是为了看这些林立的高楼、闪烁的彩灯？那些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们早熟悉了城市森林，对于现代化的东西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多是为了那种寻古探幽的心理，为了解读东方古老的历史而来的。他们远离了都市的喧闹，千里迢迢来了，想寻求一个古色古香、遗世独立的老北京。可他们看到的不是厚重的、中国味极浓的老街胡同，他们会不会失望？此北京已非彼大都。物非，人也非，对于游人可能是遗憾，对于世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又是怎一个“憾”字了得！

历史是北京的符号，而北京却把现代都市文化作为自己的坐标。丢失了这个符号，北京就变得陌生了。文化人对北京的失败是很敏感的，在一些企业家还为自己拆掉一条条老街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买到一块宝地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们早已察觉到了北京丢失符号的危机，于是他们奔走呼告。可麻木的人们只认为这是无聊文人的牢骚，终究让轰隆隆的推土机掩盖了这些声音，先知的声音夹杂在都市飞快的脚步声中，再也听不见叹息，只有飞扬的沙土放肆地飘着。

我七拐八拐，终于看到了一条老胡同，雕着牡丹花的旧门依稀可以辨出几分当年的风韵。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坐在墙根旁，用地道的京腔京调聊着天，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仔细看看胡同，这里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一切现代化的生活设备都没有，只有那些沾满灰尘的老式电风扇在不辞劳苦地转着，现在的我又不得不重新揣摩“老北京”的心理，当他们眼睁睁看着曾陪伴祖祖辈辈无数个清晨、中午、深夜的老街消失，看着曾陪伴自己少年、中年、老年的弯弯曲曲的胡同无奈地远去，而自己可以搬进现代化设备都较齐全的“火柴盒”中，心中涌起的是悲伤还是欣喜？从深墙中伸出的槐树枝，在阳光的照射下把斑斑点点的影子投到“老北京”的脸上，我竟一下子不能看清他们的表情。

在车站等候汽车，看着站点指示牌上那些地名公主坟、槐树岭……这些字面上可以引发我怀古文情的词语在岁月的洗刷下，最终成了实实在在的地名，成了公交车的站点，成了热闹的所在。可我知道它们曾经负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们曾经也是时光的站点。可此时的我却不能诠释我的心情，就像北京的今天是成功还是失败，“老北京”是伤心还是欣喜一样难以区分。

公交车来了，我的下一站是居庸关长城。

长城的功与过

同样的我坐在同样的旅游车上，窗外的景物也是同样在不断后退。可后退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苍天古树。穿行于葱葱郁郁的绿色海洋中，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历史的隧道。那后退的不再是树木，而是历史，岁月的书页被清凉的风吹得不断向前翻。当导游说，这里就是居庸关长城的时候，我知道这书页已被翻到了“秦时明月”的那一章。

走入居庸关，历史就好像凝固了，被秦时的工匠雕刻在了长着青苔的古砖上。我情不自禁地把脸贴在那城墙上，用心去与它交流。虽然它非血肉之身，可这城墙背负着多少期待，承载着多少思念，蕴藏了多少用血和泪编织的故事。它应该是有呓语的。在夜深人静之时，在明月初升之际，它会悄悄地对有心人诉说，诉说那段亘古未变的传奇，诉说那段“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峥嵘岁月，那砖上凸起凹下的纹理就是它心波荡漾时的涟漪。

来到长城肯定是要爬长城的，据说对于“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长城的石阶实在太高太陡，须要四肢并用才能攀登，无奈我四肢并用，也只登了两层，想登上老人家的“好汉坡”简直就像登天。看来我今天是做不了“好汉”了。

站在瞭望台旁，想象着曾经身披铠甲在这里终日守望的祖先，你们又是怎样一步步爬上来的？在你们当初留下无数坚实足迹的地方，你们的后辈也留下了足迹，千年前的你们可曾预料到？而今天的我却可以想象你们的身影。

当你们把无穷的思念留给身后的妻儿双亲时，就把时间与空间也留到了身后，在阴暗的长城中，可以感知日月的轮回、光阴的流转吗？当你们瞭望北阴山的胡人时，是否也曾把目光转向南方的家乡？那秦时的明月浸泡过苏人的泪水，你们可知道？

导游对我们讲着长城的历史、长城的功过。可我却不想听，因为解读长城就像品味唐诗宋词一样，要以品茶的心情去感受它的韵味，而不能一个一个韵脚地去分析，而解读长城的最好办法就是独自与长城对话，用心交流。

长城的功与过被人们说得太多了，褒奖、批评都过了点。应该让长城远离是非，应该让他静一静，在青山的怀抱中回顾自己的传奇往事。

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约万年。他们群居在洞穴中，以狩猎为生。伴生动物有洞熊、扁角大角鹿、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等年12月2日，裴文中在房山县(今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发现了在古人类学研究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年后又发现“北京人”化石，代表了40多个不同年龄性别的个体。

北京猿人大约在60万年前来到周口店，在这里断断续续地生活了近40万年。到约20万年前，北京猿人才离此而去。

北京人的头骨高度比现代人低平，“北京人”的头骨前额低平，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的稍上方，眉嵴突出，且左右相连。颅骨正中有矢状脊，后部有发达的枕外隆起，牙齿粗壮，吻部前伸而无颏。四肢骨接近现代人，已善于直立行走。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胫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烬遗址和烧石、烧骨等。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根据5个成年人头骨计算），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厘米(女)。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北京人”已能直立行走，上肢活动自如。其居住年代在距今70多万年。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初期，从社会发展形态看，处于原始社会初期。“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揭开了北京历史的序幕。北京人头盖骨于抗日战争中散失。

在北京猿人住过的山洞里有很厚的灰烬层，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其创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居住过的洞穴里留下了很厚的灰烬堆，层内有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等，表明北京猿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洞内发现的石器表明，北京人已能打制不同类型的石器，作为向自然作斗争的工具。不过据最近专家的考证，北京猿人是一个食人族。

七月二十二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路。参加了一次七天的北京夏令营。我的七天北京生活，就此开始了。

——题记

七月二十二日

妈妈为我报了一个暑期的夏令营，而今天是我去夏令营的日子。

下午4：30分，我在温和的阳光下，与众多一起去北京参加夏令营的人坐上了去北京的客车。这是一辆很好的客车。它是由上下两层构成的，一律都是卧铺。有摆放整齐的床上用品、有良好的公共设施、还有严格的车上纪律。

车出站了，望着这个即将离去的地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的我心情有些复杂。我很激动，因为我终于可以看到那宏伟的北京城；我又有些伤感，因为我要离开这里七天。

汽车发动了，我向窗外望着，两旁的景色飞快地闪过。不知过了多久，太阳挑着重担沉入了西山，最后一抹红从天边消失了。我望了望外面漆黑的一片，叹了一口气，便翻身睡觉了。但是，心中隐隐的激动总是令我兴奋不已，使我无法入睡。是啊，这样的夜晚，有哪些人能够睡得着呢？

路灯亮了，我也索性不再去睡觉了。透过玻璃窗向外看，只是无边无际的绿色，一片片绿色的影子不断地在我的眼前闪过。

不知过了多久，车还是在茫茫的“林海”的“重重包围”之中。我看得有些厌倦了，便又躺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只感觉不一会儿，我就醒了，是我朋友的手机闹铃把我叫醒的。

我看了看他的手表，似乎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了。

(一)

第一次见到瓦片，并不是发生在北京，而是在自家的阳台上——

“起床啦！快点儿，飞机要晚点了！”妈妈在我脸上又揪又掐，直至我的眼睛隙开一条缝。

“还早嘛。”我晃晃脑袋，正要倒向枕头，又被妈妈逮住：“不早啦！你还去不去北京呐？”话还没说完，我便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从床上跳起，风风火火地开始穿衣洗漱。

牙刷和着泡沫潦草地在嘴里打转。咦？不对，窗台外似乎有双黑眼睛，我机械地停下刷牙，慢慢转过身，却什么也没看见。是眼花了吗？我走出门来到阳台，兰草的长叶儿还是随风晃动，麻雀仍在电线上下窜上跳，除了——地上不知从哪里掉下了一块有了裂纹的老瓦片。

“瓦片怎么可能有眼睛呢？”我暗笑。突然，斑驳的瓦片下传出与地面摩擦的声音，紧接着，青黑色的瓦面上出现了两个亮晶晶的黑点，闪烁个不停，那是——眼睛！

“啊！”我尖叫起来，又赶忙用手捂住嘴巴，往屋里张望，还好爸妈都没发现。而这时，瓦片已经摇摇摆摆地立了起来，黑色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在我身上打转。”嗯，刚才是你在看我吗？“我脱口而出，问完又觉得好笑，瓦片又不会说话啊。瓦片的眼睛停止了转动，眨巴几下，竟然从身上冒出了声音：

”对啊。“

我又尖叫了起来，一连退后好几步：“你，你，你会说话？“”小姑娘，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好不好？我本来就会说话嘛。“瓦片慢条斯理地回答。我微微镇定地问：”那你这个小东西，为什么会到我家来呢？“”小东西？“它说话有很重的鼻音，带着浓浓的京味儿，“我可是民国的老瓦片儿呢！“说完，瓦片又狡黠地笑了笑，随时有碎裂可能的身子也兴奋地晃个不停，“我来你这儿，当然是带你去北京玩了！对，是时候该走啦。”“什么？！”我惊叫，正要反驳，却突然觉着一股巨大的吸力，家中的阳台在飞速扭曲，然后，便站在了一弯湖水边。

“你怎么能……“我不由自主止住了质问，被身边的山水瓦楼吸住了。“怎么样？北京不错吧。“瓦片很得意，”我们在颐和园的昆明湖边呢。“昆明湖光滑而透亮地呈现在眼前，点点阳光极富节奏地在湖面跳跃，远处的十七孔桥弯成恰到好处的弧度，白色石头微露出圆润饱和的色泽，和湖中倒影连成一体，如同天神用的玉纺锤。瓦片见我痴痴地不说话，眯起眼偷笑着：”走啦，小朋友，我们还要逛其他地方呢，像你这么磨蹭，一个月都看不完！“说罢，瓦片又蹦跳着向前走了。

我站在几近六十米高的佛香阁阁顶，颤抖却又无比敬仰地喊出一个字：“哇————“瓦片的不屑声从旁边传来：”哼，没见过大世面！“一会儿，它又耍起了老资格，”你不知道，这个佛香阁，始建于乾隆年间，后来被毁，光绪时又重建的呢……“我环顾四周：身前，是能望到边的昆明湖水，和层层叠叠错落着的精美黄色琉璃瓦屋顶；身后，是高耸的楼阁，朱红色的立柱，繁复绚丽的屋梁花纹，还有黑底金字的牌匾”云外天香“，它们的宏观和精致都让我着迷。“多美啊。”瓦片惬意地眯起眼，在落日的阳光下微晃脑袋，泛动青光。良久，我和它才在暮色中走出佛香阁，在湖边长廊上睡去。

在瓦片的响亮的呼噜声中，我朦胧地对自己说：“北京，真好……”

（二）

“瓦片，醒醒！我们还没逛完呢，瓦片！”我抓着瓦片使劲摇晃它，终于，它便骂骂咧咧地睁开眼：“我说你这个丫头，怎么那么不爱惜老古董呢？你是要把我的身子骨掰碎才罢休是吧？不懂事儿！”它虽呲牙咧嘴骂得厉害，可眼中依然笑盈盈的，“唉，算了，不跟你计较，咱们今天先去德和园。”它刚说完，又是一股吸力，我们就站在了一个三层大戏台子前。

“到了？怎么是个戏园子啊。“

”对，德和园，就是专为慈禧太后看戏修建的，我们前面是戏台，后面就是慈禧看戏的大殿——颐乐殿。“

我一点点走近戏台，望着那三层雍华的阁楼，想象出慈禧太后来看戏时的热闹场面——

演员们戴凤冠，着华袍，从底层的天井“从天而降“，咿咿呀呀地唱，引得叫好声一片。铜锣鼓声又倏地变响变快，一群”妖魔们“从地井窜出，张牙舞爪地扑向”神仙“，伴随”神鬼“间的打斗，婉转的唱腔立刻变得高亢。只见刀马旦一个翻身横扫，一群”鬼怪“便四处窜逃，戏台下的水井又不失时机地引水上台。东西两廊上的王公官员一个劲儿鼓掌叫好，慈禧坐在宝座上，被后妃公主福晋们夸得直乐，又看了如此好的戏，高叫着给戏子们多拿些赏钱……

我正沉浸在这非凡的画面中时，瓦片又闹腾起来：“丫头，看够了吗？咱还得去另一个好地方呢！“一刹那间，我们便站在了一个三重顶的圆殿下，一块蓝底金字镶有金边的牌匾清晰的显现出来：祈年殿。

“祈年殿”我默念着这三个字，”就是天坛吗？“

“不，但它是天坛的主体部分”瓦片颇自得地说，还冲我眨眨眼。

我绕着祈年殿转圈，仔细观察它。蓝色琉璃瓦整齐地铺在金顶上，从下至上层层收进，似乎有直插云霄的气势。28根红柱，镶金边的红窗，以红蓝条纹为底而彩绘的龙和凤，还有承载大殿的6米高的白石雕栏所环绕的三层汉白玉圆台，远观是顶天立地的气势，近看又有奢华精美的细腻，让瓦片和我同时赞叹：太漂亮了！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我和瓦片坐在祈年殿的玉台阶上。瓦片忽然挺起平常总弯着的腰板，一蹦跳到我跟前，踌躇着小声说：“丫头，今晚我就要送你回去了。”我一惊，竟说不出话来。

瓦片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它接着说：“你的爸爸妈妈在担心啊！况且，咱们的北京之旅也差不多了，对吗？”

“对。”我艰难地回答。

然后，我们都静默了，都等着对方先提出分别，终于，我小声地说：“那么——，再见。”带着无可奈何的忧伤。

“再见。”瓦片的声音很苍老，很笃定。

又是一阵扭曲，我知道：我回来了。

睁开眼，妈妈正拼了命地叫我起床，“你还去不去北京啊？”又是这句话。一切都是梦吗，可为什么在我脑中这么清晰呢？我又不假思索地翻身起床，又风风火火地洗漱刷牙。因为我知道：

瓦片那双小小的、滴溜溜转的黑眼睛，正在窗台边瞅我呢。

它一定等我开启北京之行等得不耐烦了吧？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在我老师的家里，看到一张贴在土墙的画：远远望去，湖面上有一座九个孔的石桥。老师告诉我，这是北京颐和园。这张画和那时候每个小学生都会唱的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来北京前，颐和园和天安门就是北京的符号。

至今对外地游客来说，北京符号恐怕还是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这类有文化意蕴的建筑物。父母来京小住半月，把这些景观游遍后，就嚷嚷要回家。挽留二老多住两天，老妈说：该去参观的都参观了，北京就算来过了，再多住些日子，不就是每天在北京多吃三餐饭吗

回老家也有饭吃。

由此可见，符号有多大的魅力，它几乎可以浓缩符号背后的一切。

13年前分配到北京，心想一个山沟沟的穷小子，这下成了北京市民了，那心情该多痛快，上了401路公共汽车，怯生生向买票的大妈询问这车是否开往酒仙桥，被她用一口地道的京腔训斥：难道你不识字，不会看站牌

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心里的北京符号不再是小时候的天安门、颐和园，而是训斥我的大妈。

有一段时间我搬到交道口附近的胡同深处，在一个大杂院里住了几年。刚去收拾房子的时候，同院的大妈就来问寒问暖。住下来后，我一日日融进了胡同里的生活，大爷大妈们把我当成从小看着长大的小辈，连孙子功课有什么难题，都觉得来询问我这个看起来有点学问的叔叔理所当然，他们中间，竟然很多人没去过长城、香山。对久住此地的他们来说，那些外地人眼中的北京符号和他们关系不大，他们熟悉的是春天准时来到的风沙，夏日国槐的香味，秋天鸽哨的悠远，冬天那蜂窝煤炉子上翻滚的炖肉。

长城、天安门离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刚到北京时的不愉快也忘却得干干净净。有一天，我走在胡同里，看到周围的人，心态是十分放松，对他们没有一点陌生感，好像彼此认识几辈子似的。这一刻，我完成了从外地人到北京人的化。

有一阵子，报纸上讨论北京需要什么新的标志性建筑，似乎代表北京的新符号一定要是看得见的庞然大物。去年李敖在北大讲演时，回忆起当年在北京的生活，那时候他去一些有名的老字号，店里的伙计知道这是个很难掏钱买东西的半大小子，可依然热情洋溢地给他泡一杯茶。可见市民的善良热情在李敖的记忆中，恐怕比那些雄伟的古建筑更像是老北京的符号。

帽儿胡同、菊儿胡同、百花深处、烟袋斜街、国子监街、钱市胡同、冰窖口胡同、东水井胡同、竹竿胡同、毛家湾胡同、五道营胡同、方家胡同、豆瓣胡同、宝钞胡同……看到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字，您对北京传统老街巷是不是有一种发自心里的向往。

北京的胡同绝不只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它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乍一看，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不然，只要你肯下点功夫，串上几条胡同，再和那儿的老住户聊上一阵子，就会发现，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这里的趣闻掌故、时代风貌，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

漫步其中，常常会和名胜古迹不期而遇，细细品味又似北京的百科全书，不少胡同中的一块砖、一片瓦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胡同存亡也有兴衰之别，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的住所已经被改成了糖尿病诊所，清朝兵部尚书荣禄在菊儿胡同的西式大宅现今已“沦落”为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经历无数的轮回之后，纵使“面目全非”，但从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胡同院落中仍然可以了解北京市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邻里关系。

胡同的精髓在于精神而非砖瓦，元朝为我们留下了“胡同”一词，政府也发出“旧城生活方式”的倡导，世世代代的居民在此群居，形成了往来互动和谐、调侃味儿十足的京片子。遗憾的是，这样可遇不可求的京味儿我们在胡同已经很难听到……

但无巧不成书，因为迷路，我们走进了一条没有店铺不那么热闹的小胡同，街道两边市民和买菜小贩讨价还价的京腔儿化音惹人发笑、自行车铛铛的铃音不时从耳边穿过……而我并不觉得刺耳，因为这样原汁原味民宅胡同才是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归属。

跟随老北京在曾经的四合院如今的大杂院里，如同绕迷宫般，去寻觅《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烟囱。如今它还耸立在那里，只是铁梯已经锈迹斑斑，烟道也已被封死。胡同里的青春已经远去，但乡里乡亲的那份情还在。和街坊邻居聊起姜文姜武一家，老人们依然兴致高涨，仿佛这些日子就在昨天。

北京人对胡同有着特殊感情，它不仅是百姓们出入家门的通道，更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印记。胡同一般都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买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胡同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有的是亲切融洽的邻里关系。

胡同这种北京特有的古老的城市小巷已成为北京文化的载体。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就在这胡同的角落里，在这四合院的一砖一瓦里，在居民之间的邻里之情里。只有身处其中才有最深体会。

一、我第一次在中国成为有嘴巴的人　　     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发表演讲，在我来说还是第一 次，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访问中 国，此前曾两度来这里进行访问。不过，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 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尽管如此，在我 的生涯中，这两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一九六O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 耳闻其声的那些人物，不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现代史上 也是声华卓著。我想在此列举这些人名。由于他们都已是融入历史之 中的人物了，谨按照当时所记忆的日本式发音并去掉敬称来列举这些 名字。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茅盾、老 舍、巴金、赵树理。大家一定会认为，这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的 名单。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这一长列人名后面，又加上了 胡耀邦的名字。当时，身为我们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 连在我国产业界对造成公害病负有责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长，以及多年 来大受欢迎的女演员，也都得到了发言机会，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 知，要在总书记面前继续做一个没有嘴巴的人。我在想，这是否同我 被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的学者们托付了一封公开信有关。　　     现在，包括上述这一切，作为我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已 将这些巨人们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记忆之中。在小说家来说，对于那 些必要的事物，较之于在短时期内作出评价，不如先将其储存在记忆 里。在不断保持这些记忆的新鲜的同时，与这些记忆共生共存，以期 将来获得可以准确表述这一切的必要词语。较之于政治性的评价，它 们更应该是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的文学语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国听众面前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此外， 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幸福，那就是我的诸多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我之 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则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因此，今天我 想要谈一些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题外之话。第一个题外之话是这样的： 我在受奖演说中，曾叙说从孩童时代起便深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 《尼尔斯历险记》所吸引。被变化为小人儿的那位生气勃勃的少年， 与那只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结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飞翔在瑞典 的天空。借助小说中的这些情景，我甚至详悉了瑞典这个国家的地理。 现在，我也有幸与自己的阿克（暂且不论我的妻子对于自己被喻为母 雁是否会感到愉快）一同飞降在了斯德哥尔摩。　　     接着，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 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使者， 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 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 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　　     这里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为骑乘之物，往返于异 界的那个小人儿，是《源氏物语》的作者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长 恨歌》中援引而来的。自最初用文字来表记日本固有的语言以来，日 本文学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平常我并未特别意 识到本国的文学传统，可现在要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进行讲演，这才重 新强烈感觉到与日本文学的历史相关联的自我。 　　     而且，还不只是与日本文学相关联，甚至可以将其广泛地说成与 日本思想相关联。在大学时代，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以欧洲思 想为核心进行学习并接受了影响。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 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 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 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 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问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在 纳吉塔这一研究的引导下，我得以学习了儒教和儒学在日本被接受的 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略说来， 以下的这一切为我开启了眼界：经历了形成幕府体制意识形态的荻生 徂徕的学问及至伊藤仁斋的学问后，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们（他们承 担着面临危机的封建时期的日本经济）如何接受了独自的儒教和儒学， 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 　　     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儒教和儒学为其基础的学问――汉学相对抗 的另一门学问――兰学也问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医学研究为核心的 兰学研究者们，也发现构成其学问和思想的人性基础，是从中国的思 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兰学来推广西洋医学的开拓者绪方洪庵就认为，最为重 要的还是“医者仁术”。在他青年时代的信件中，便强烈显现出了对 鸦片战争的忧虑。就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脱亚入欧并因此而招致批 判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与其将欧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欧洲的 语言（首先是荷兰语，其次是英语）与汉语这种日本人的学问专用语 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日本语。与近代化相并 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做了前期准备，这位 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 想专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 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 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 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绝对零度的写作”理论， 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出来， 单纯地用语言本身来书写文本。然而，身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 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的写作”来加以探讨。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 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牺牲。战后，日本国 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管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的侵 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 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 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出现了以首都 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 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和做出一些攻 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 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的写作”绝 对是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二、我如何领悟中国的近、现代文学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 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 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 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 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的这一 百年》（新潮选书）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 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来 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 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 （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 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还残存着，最近还在 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 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 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 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 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 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 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 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 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 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 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 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进 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 思潮，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 基础。对此进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 家幸德秋水则被处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 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 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 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 水那样对国民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芥川感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 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 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 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 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 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 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 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 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 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利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 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 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 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 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 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 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 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 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 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 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 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 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 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 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 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 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 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 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 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 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 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 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 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 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 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 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 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 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 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 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 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 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 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三、我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 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 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一 九三五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 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 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 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 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 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 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 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 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 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 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 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 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仅仅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 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 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 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 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 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摘嫩菜打孩子》 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 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 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 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 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 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 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 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 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 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 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 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 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 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日记》。那是一部 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 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 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 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 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 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 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 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 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 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 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 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 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 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 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 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 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 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 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 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 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 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 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 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 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 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 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 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 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 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 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 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 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 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 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 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 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 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 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 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 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 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 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 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 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 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 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 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 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 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 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 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 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 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 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 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 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 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 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 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 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 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 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 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 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 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 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 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 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 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 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 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 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 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 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 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 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 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 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 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 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 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 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 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 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利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 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 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 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 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 家权利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 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 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集体自杀。因此， 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 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 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 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处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 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 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 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 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 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 择各种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 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 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 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 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 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 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 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 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 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 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 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 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 “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 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 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 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 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 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 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 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 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 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 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 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 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 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 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 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 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 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 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 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 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 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 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 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 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先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 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 “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 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 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 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 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 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 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 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 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 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 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 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 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 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 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 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 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 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 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 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 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 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 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 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 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 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 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 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 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 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 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 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 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 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 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 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 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 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 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 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 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 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 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 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 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 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 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 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 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 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 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 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 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 Capability”。 　　     谢谢大家。 　　     2000年9月28日

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挥霍了四分之一的暑假，但从七月十九日起，我的人生观开始慢慢发生了改变，尽管它只有七天。我找到了只属于我的潇洒北京，虽然只是用物质财富换来的精神财富——

壹【

好久不见

】

阔别了两年的军训在北京之旅的第二天就出现了，虽只有短暂的三小时，但对于训练中的我们却如隔三秋。我们江西一行人是第一天晚上到达军营的，接待我们的教官初次见面就不给我们好脸色看，看来军训的局势不妙。果然，教官第一步就教我们“站如松”的这个“站”，抬头，挺胸，身子微微向前，眼睛注视着前方。教官给我这个向来眼睛都不喜欢老看前方的人来了个下马威——多站一分钟。哦，天哪，那练兵场到处都是孑孓，没有一会儿我们的肩头就满是孑孓，又不敢动，好不自在。

最要命的来了，教官让我们平托掌6分钟，这还没3分钟呢，我的手就酸得不行，趁教官不注意，放下来休息了会，可能教官已有察觉，突然说他带过4岁的小孩坚持了1个多小时，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旁边的人还没放下。更让我受到重创的是他还叫一行人中年纪最小的妍嫣上去做示范，这下倒好，只能为自尊奋力一搏啦、风雨过后终有彩虹，我们还玩了游戏呢。一大排人抱着以来那个奥迪说“汽车汽车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呱支呱吱吃掉你翻全场的便属大家都因为输了游戏而蜷着腿、挽着胳膊集体跳“两只老虎”版的小天鹅。

更有感动天感动地的一位上海地区的母亲陪着她女儿与我们共同参加了苦不堪言的军训。真的是好久不见。

贰【

征服

】

对其他的世界文化遗产并不那么感兴趣，给我以灵感的还是天下第一雄关——居庸关长城。因为我“无知”的欲望，我选择了爬更陡的长城，一条看似我不能完成的长城，我选择了挑战极限。才爬了十级阶梯，气儿便开始不通畅了，但毕竟是自己选的，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就这么一步步的往上爬，只是发出感慨：

不到长城非好汉，再到长城那天雾很大，上去了就看不太到下边，除非登上顶峰。咱江西十个人（一个在右侧。一个恐高）虽走在陡而高到看不到尽头的长路上，却还拾级而上，只为诠释“坚持”，沿路时疲惫仍面含欣悦的有人和历史积淀下的城垛。我们踩着这些承载着悠长岁月的石块，体味着从未安居俄国的“未了”。

爬到半山腰处的烽火台，我已无力再向上攀爬，一位胖胖的boss跑来对我唱到：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往前一看，连伟姐和妍嫣还有一位老奶奶都在奋力往上爬，坤哥没资本说放弃！终于到了倒数第二个烽火台，我向下望去，纯白色的雾仿佛遮掩住了人世间的一切，也仿佛这世间只余下永恒的纯净。最后一段路了，我们面临着脚的酸麻和没水喝的威胁相互搀扶着到达了顶峰。我们骄傲，不仅为最后爬上顶峰的只有咱江西寻乌人而骄傲，还为一种征服感而自豪。科恩你给我们不可能征服长城，但是我上去了，就是一种征服！通行的姐姐在烽火台第二层大喊一声，喜极而泣……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出这么一句话来：如果不逼自己，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该下去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往缓坡下去。瞎编还有毛泽东的题词——不到长城非好汉。想想坤哥也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了吧！在长城好汉峰的碑旁，有一排连心锁，胖boss说：把连心锁的钥匙拔了扔到山谷里去，就是一辈子。我望着千万个拥抱着彼此的锁，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命定着所谓永恒的誓言吗？

开始了，我奋斗的火炬就在这儿点燃了。

叁【

从仰望到路人甲

】

去看了并不如我所愿的林依轮演唱会，我很庆幸可以成为观众席中的一员，可以在镜头中露露脸，但还是对北影感兴趣。向来我就羡慕她们拍电影的从《还珠格格》到《屈原》，一部部作品都在北影进行拍摄过，我还亲自触摸了《新红楼梦》里边黛玉小姐的房门呢。原来那些重物疑似五行山和汉白玉砌的东西都是用泡沫做的。最幸运的，我还成为了路人甲——茶馆老板娘。在我们体验过程中，涉及到了电影拍摄，所以便客串了这一剧情，甚是精彩。还看见了颇具神秘色彩的抠图效果，如猴哥飞天之类的，都用了抠图。在摄像头前放一毛毯，背景色为绿色，再将背景色抠掉，在电视里就看见毛毯在北京城上头飞。可笑的是，小胖穿着绿衣服坐在飞毯上，就只剩下头，脚和一部分手在天上飞，愣是逗翻了在场的全部人。我们还亲自看见了配音的道具还亲自尝试了为“小兵张嘎”配音呢！

肆【

各奔东西

】

游览了十多个地方——奥运场馆、颐和园、巅峰音乐汇、长城、背影、军事博物馆、科技馆、故宫、毛泽东纪念堂……忘了说呢，毛主席星期一休息，纪念馆不招客，去的人很多，排了3小时的队，我终于见着了毛爷爷的遗体。我们参观完了，当天下午就回到了北京西站，等火车等了几小时，便都踏上了归途。在火车上，我们都谈了这次北京之旅的感受，我们痛苦过，幸福过，超扣过，快乐过，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在一起逍遥过，乘上瑞金回寻乌的车，个种感觉纷至杳来，下了车，便各奔东西，我们有缘再见！

七天的旅行结束了，潇洒北京依旧潇洒，接待着世界各地的游客。six

in

，我留下许多情……

我是一滴小雨滴。

我是一滴小雨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和无数兄弟姐妹乘坐“乌云”这架庞大的运输机飞临北京上空。然后，我们便争先恐后地从“飞机”上跃下……

“啪”地一声，我落入了无数同胞的中间，并随着它们在公路上漂流。渐渐地，我们这支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本来我们是在茫无目的地瞎走，并且顺便看看北京城的景色。当我正被雄伟的天安门所吸引时，我却看见了这样的一幕：在繁华的长安街边，一名男子正不停地张望着，他希望截住一辆出租车来快点回家。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打开的车窗露出张胖胖的圆脸，男子说：“师傅，让我坐您的车回家吧，我给您一百元。”胖子说：“一百元？太少了！少于五百元不干！”说罢，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由于下水道口太窄，我们已经没过了男子的脚面。男子这时说：“好！五百元，我给！”说罢，一脚踏上出租车，出租车疾驰而去。

我此时心中充满了对胖子的不满：趁着天气恶劣猛抬车价。而且也因为北京有这种人而惋惜。

我再也没有心情观景了。我们便顺着道路流出了城，流进了机场里面。我看到里面停了许多大巴车，我便又以为司机会趁机坑害旅客，可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只见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挤满了旅客，而大巴车的司机则正热情地请旅客上车并且免费将他们送回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叫“学雷锋车队”。由于有了这些好心司机，机场渐渐稳定下来。我和同伴们也离开了机场。

我们又奔驰在了乡间小路上，当我们流过了镇中心时，我发现有一个人像海燕一样在组织人员救援，然而一根电线却从高空坠落击中了“海燕”，“海燕”就这样倒下了……

我们终于流到了下水道口，可是由于下水道口太窄太矮，我们七撞八扭却挤不进去……黎明时分，我终于涌入了大海的怀抱。

这就是我在北京所经历的一晚，它使我看到了个别北京人利用自然灾害赚钱的无耻行为，但也看到了热心市民为旅客提供帮助的感人一幕，也看到了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也看到了……

这就是我与北京的亲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