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中，作家的额面上，并没有特别的标签——趋暖避寒，喜乐悲苦，与常人是一样的。一如香樟与臭椿，即便暗里的气味有些不同，但在大地之上，不过都是树而已。

既为常人，就意味着，谈咳之间也多俗语方言，且逢名利也生攫取之心，行止之间，都是凡夫俗子的做派。形状之种种，从作家们的传记里，是不难找到例证的。

俄罗斯人有“重理性”的整体特征，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却是个躁动不安的人，时而激烈，时而抑郁，时而坚定，时而犹疑。这样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了神坛之上的人物，理性反思之后，不难发现，他是被社会赋予了与之相适应的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上，他要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要不停地“摆姿态”。这时的艺术，它关心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形象。

不摆姿态的人也是有的，譬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两部自传写得是那么平实、质朴，从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属于“众”的凡常人生。他在歌颂大自然的诗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感恩。这样的感情基础，使他心中有敬重，对托尔斯泰那样的从时间深处走来的人，衷心景仰。所以，对待创作，他取持重的态度，对一切匠气的、而不是出自真心的创作，都加以鄙视。

品藻之余，直让人感到，所谓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主义的文学流派和样式，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衍生与孕育。作家的伟大，也好像并不取决于他自身所散发出的光芒，不过是生活的浩瀚之光，从他狭小的指缝之间，折射到苍白的纸面上的一二缕而已。

所以，谦卑地垂首，反而是一种荣誉的风范，因为身姿一旦放低，反而更能进入生活的内部，呈现出更为本质、更为独特的意义。艺术的不朽，或许就这样渐渐地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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