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中学有一挂马车，马车是那个年头农村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学校有四匹马，一匹驾辕，两匹拉套，一匹轮休，每当日出东方或夕阳西下时，马儿沐浴着五彩云霞，抖动着鬃毛，打着鼻响，在沙石路上四蹄生风时，坐在车上感觉煞是威风八面。

执掌鞭杆儿的赶车人是五十多岁的关叔，那年头赶马车真的象开汽车一样，是一门技术活，没有三、五年走南闯北、晓行夜宿、日晒雨淋的历练，是不可能得心应手的。关大叔有一手独门绝技，那就是神鞭的绝活，指那打那，从不摔空。一次，一头牲口毛了，危急关头，关大叔一鞭子抽在辕马的耳根上，马车一下子停了下来。从此，“一鞭降三马”，在十里八村传为美谈。

关叔的身世很是传奇，他是一个孤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家在何地，只是在奄奄一息时，被屯里人发现，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由于营养不良，身子骨十分瘦小，只是一对眼睛瞪起来炯炯有神。为了混口饭吃，十三岁便上了土匪盘踞的石城山当了一个小马倌，随姓了一个姓关的师傅。有一年张学良率部来石城山剿匪，小马倌当了俘虏，由于无处遗散，只得跟着东北军当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少部分自发组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小马倌没有编制，没能进关，只得去找了他的关姓师傅，继续落草为寇。抗战时期，他在深山老林里救过几名抗联战士，几次躲过日本鬼子的搜寻，送去食物，这为他的历史添上了一笔粗重的红色。

东北解放以后，他无以为家，四处流浪，过着近乎乞讨的生活，后来流落到延寿青川，这里淳朴的乡民收留了他。他伐过木，下过矿井，当过短工，但长期形成的匪习时有表现。据村民反映，他曾把病死的马从土里挖出，旋下后腿肉来煮了吃，喝酒醉倒在冰天雪地里，一个晚上都没有被冻死。

六十年代，乡里来了一位老资格的党委书记，见到流浪街头的马倌，便把他安排到了学校掌鞭赶车，每月工资18元由乡财政列支，从此马倌的生活基本上安定了下来。事后有人说，这党委书记曾是抗联战士，在这一带打过游击，是否是感念他的救命之恩而作出这样的安排，那就不得而知了。

七十年代初，我见到关叔时他己经五十多岁了，仍孑然一人。按时下的标准，他是标准的“四无老人”：无老窝、无老伴、无老本、无老友。由于长期生活不规律，更由于职业所累，他己显病态和老相。他的眼窝陷得很深，目光灰冷，眼神迟滞，眼睛里常掠过一抹浮沉的乌云。同事们说，最近他右胳膊抬不起来，患有严重的肩周炎，他担心将失去这份他挚爱的工作。

我曾为别人扎针治病的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他的耳朵，他原本灰暗的眼睛放着光找到我，央求在他身上试一试。尽管我自知是个南郭先生，但我仍没有勇气拒绝他的请求。

此后，每当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关叔就端坐在炕上谦恭地等着我。关叔的皮肉己经很松弛了，肩胛的肌腱粘连在一起，三寸的银针下去，左捻右提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我给他留了针，吃饭的间隙，提插弹拨几回。去针后，问他感觉如何，他喜不自胜地说，轻快了！轻快了！又忙不迭的做出从口袋掏钱的动作。我抓住他的手，劝他到医院看病，别耽误了。但他还是每天中午端坐在坑上谦恭地等着我，这叫我有点惶惶然，承受不了这份期待。

秋天，我要调回山东，关叔不知道从那儿找来几根黄波罗和水曲柳木头，为我打了一个炕桌，一个面板。面板沿用至今，它就象关叔，象青川的学生一样陪伴着我。

春来秋去，人生的来来去去。剪不断的离愁，理又乱的别绪。我的来去都是关叔陪着我，来时，他赶车把我的行李拉回来；走时，他赶车把我送回去。马儿踏着欢快的脚步，关叔扬起的鞭子在秋天的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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