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有两个鲁迅。 一个是供在“神龛”里的鲁迅，他去世不到两周年，“谥号”就有了许多，多得我必须细细打点才能说全。“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国的一等圣人”“新中国的圣人”“革命队伍中最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在我还是蒙童的时候，我只能听到师长千篇一律地告白：鲁迅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枪”；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倡导“壕堑战”，主张“韧的战斗”。这个鲁迅离我很远，很远，好像除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外，就是先生那“倔强地竖立起来”的头发，别的什么印象也没留下。 另一个是活在他自己著作里的鲁迅。他写下了很多深刻的话，也说了些过激的话。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圣人”，而且一辈子也没有承认谁是“圣人”。他的祖上也“曾阔过”，到他却家道中落，成了“破落户儿”：父亲久病，作为长子的他经常奔走于当铺与药铺，受尽白眼；他曾因溜进百草园翻何首乌，捉斑蝥，被先生责罚；他留过学，学过医，成绩平平，弃医从文；他思想活跃，先是进化论，继之超人哲学，后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他身上深深地烙上了中国近代思想快速发展的痕迹。但他始终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精髓。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世界观，影响几代中国人。他“呐喊”过，想凭一己之力，唤醒沉睡的同胞，捣毁令人窒息的“铁屋子”；他也“彷徨”过，孤独地在故纸堆里抄写古碑；他更妥协过，接受了母亲“赠送”给他的“礼物”；他绝对疲惫过，“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总之，他同普通人一样，但想得多，看得深；他的思想未必都对，他自己也曾说“矫枉必须过正”；他深情祝福中国人“忘掉我吧”，但即便是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忘却”！

两个鲁迅，我痛惜前一个，喜欢后一个。前者虽然妙相庄严，但渐失生气。这个鲁迅只需人顶礼膜拜，让人盲目崇拜，却难以给人一点新鲜的思想．自己也成为生前痛恨的被高高供奉的土偶；后者虽然不是那么神圣庄严，但那思想却是鲜活的，可以接受，可以批评，可以补充，可以修正，也因此可以愈益完备、愈益发展。 一切思想家——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旦被当作“神”，供于“神龛”之上，他的思想就不能与时俱进，从而僵化，继而终结生命。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要想扼杀一种思想，最简单、最方便、最冠冕的办法，就是把它供起来。如果我们真的尊敬一位伟人，那就请他当作一位智者而不要把他吹捧成“神”吧。我们吸收的智慧，而不要匍匐着求他替我们解决他生前未曾遇到的问题。

前面的路，要自己来走，这就是我心中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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