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新衣，戴新帽，买年画，吃年糕，贴春联，放花炮，这些都是中国年不可缺少的元素。对于我来说，写春联印象最深。

我的伯父是一名中学老师，写一手好字。街坊邻居家有红白喜事时，需要写个婚帖、文书什么的，都请伯父帮忙。特别是每到过年时，很多人拿着红纸请伯父写春联，让我十分羡慕。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出一手好字，像伯父一样为邻居写春联。

要想写春联，第一关就得写好毛笔字。记的我上小学时，家里三间土打墙的堂屋，西边有一盘大炕，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家里冲门的地方放着一张大方桌，上面放着暖壶、茶壶、瓷茶杯等物品。桌子很高，我跪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才勉强够得着。索性我就趴在大炕上练习写字。家里所有的旧书上都被我涂抹一黑。甚至连墙壁、门板都难逃厄运，被我根据地方的大小写上长短不一的名言警句。为此，没少挨娘的骂。骂又不疼，不打就行。

我上初中时，哥哥读高中。他在县城给我买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和字帖，让我照着上面的字写。我用五分钱买两张草纸，先用淡墨写，后用浓墨描，先写小字，后写大字。一张纸被涂抹得黑乎乎的才舍得扔掉。那时，班里许多同学让我帮他们在作业本上写名字。老师也夸我的字写的好看。

中学毕业后，我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在教书之余，我依然坚持练字。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我才鼓足勇气把自己写的春联贴在街门上。引来街坊邻居的一阵赞美之声。从此，就开始有人请我写春联了。每年腊月下旬，学生考完了试，学校也放了假，我就开始忙碌起来。邻居纷纷拿着几张大红纸，来让我给他们写春联。因为人多，我怕弄乱了，就在红纸的背面写上他们的名字。

腊月二十到二十八这几天最为忙碌。因为按我们乡下的风俗是“二十八，贴纸马”.就是说，到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人们就要贴神像和春联。有时眼看二十八快到了，还有很多红纸没写呢，就得挑灯夜战。自己割纸，书写，晾干，收起。

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最后用纸条把写好的春联封住，写上他们的名字。当然，村里也有人因为忙碌，就没有想起贴春联这事。看到别人家都贴好了春联，才突然想起自家还没写呢。于是就急匆匆拿着红纸请我帮忙。有时候大年三十，我正在家帮娘包饺子呢，突然有人拿着几张红纸来了。我只好洗一下手，把收拾起来的文房四宝拿出来，再次挥毫泼墨。

家里的地方不大。整个屋地上、炕上都摆满了一条条散着墨香的春联。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我的好友和邻居见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帮我割纸，或者摆放写好的春联。可是，他们又分不清哪条是上联哪条是下联。后来，我就改进了书写形式，把上联下联写在一条红纸上。让两块儿门心儿也连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出现“配错对”的现象了。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忙着蒸馒头，包大菜包子，还要蒸上供用的枣馅儿馍馍。我不但帮不上家里的忙，还把整个屋地上摆得严严实实，有时连下脚都困难。爹娘看到我能为邻居做点事，听着他们对我的夸奖，打心里高兴，所以没有丝毫的怨言。有人来我家让我写春联，先给我爹递上一支好烟儿，爹一边抽着烟，一边给他们讲我怎么刻苦练字，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遇到娘蒸馒头时，我就把桌子搬到院子里写。一晌不动地方，尽管冻得很脚冷，但是看到他们拿着写好的春联满意而去，心里也感到热乎乎的！

九十年代，平均每年我都要写1500多副春联。当时我们村里三分之二的春联都是我写的。有人送纸时，还拿一瓶墨汁，多数人是把纸一放，过几天来拿。那时，我买墨汁都是整箱的买。一箱十二瓶，才基本够用。得失从不计较，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后来在教学中，我给学生加了一节写字课。先让学生用钢笔、圆珠笔练字，稍有点基础后再用毛笔写。挑几名上手快的重点培养。练了两三年，有的学生写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呢！这样，每到过年写春联时，五六名学生就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我才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可以松口气了。挑一个好天气，我就带领七八名学生，把桌子搬到大街背风向阳的地方，为村里人义务写春联。

学生有明确的分工：有的割纸，有的书写，有的把写好的春联摆在地上，再用砖头或者小石子压住。当时围观的人真是里三层外三层，都夸我的学生写的好，还有的说真是“名师出高徒”。总之，听着他们的赞美，我们心里都美滋滋的！

时光进入两千年之后，随着印刷精美的烫金春联的流行开来，找我写春联的人逐年减少。手写春联的高峰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写春联时的忙碌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因为在我的一笔一画里，都融入了我对祖国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对父老乡亲新年的美好期盼和深深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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